How to view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刘功润：在中国经济外部环境趋紧，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未来亟需可持续的韧性增长。

当前谈宏观形势多少有点曲高和寡，似乎形成了两层平行的叙事空间：一则是主流媒介以及公众的舆论宣导，另则是微观个体（包括企业）的直观体感，两者之间形成了“温差”。如果说，此前我们更多谈论不确定性冲击，企图在冲击中寻找到闪现的市场机会。那么现在，许多冲击已经变得相对确定而且短期内挥之不去：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国内形势依然严峻。


“辨方位而正则”，怎么看待我们所处的时间、空间状态？在信息充分甚至冗余的当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收集、处理机制，每个人眼中的“哈姆雷特”不尽相同，情绪感应和表达也各有偏好，以下笔者仅就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数据及中国经济特征谈点思考和理解。


世界经济衰退的根子在全球化倒退


according toIMF十月最新预测，2024全球经济预计增长2.9%。结合此前预测值，2022Of3.5%持续放缓至2023Of3.0%and2024Of2.9%，表明全球经济仍游走在衰退边缘。


再看两大经济体增长数据。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year2.6%Slow down to2023year1.5%and2024Of1.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小幅下降，从2022year4.1%lower2023Year and2024Of4.0%。IMFData display,2022年底，发达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占到60.8%。由此综合经济变量而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概因受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拖累。


发达经济体增速为何放缓？最直观的诱因是为应对高通胀而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那么，这一轮高通胀又是怎么引发的呢？原因可以列出很多，比如：疫情冲击下的欧美央行放水，地缘冲突带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生活品供给不足等，似乎难以穷尽。


反其道思之，就很容易找到症结了。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全球去掉能源、粮食价格上涨的核心通胀很低？至关重要的在于，曾经稳定的全球化供应链维持了世界经济多年低通胀、高增长状态，而这种稳定体系又是由两个巨大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区块支撑起来的，即“Chimerica”（中美国）和“Eurussia”（俄欧陆）。在美国劳工的名义工资停滞不前的状态下，中国制造的便宜商品提高了实际工资的购买力；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为德国乃至更广泛的欧洲工业体系提供原料，维持了欧洲的竞争力和生活水准。其中，欧盟支付欧元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美国支付美元购买廉价的中国商品；俄罗斯和中国再将他们的贸易盈余购买G7国家的金融资产。如此，各方在金融和商业上相互交织，形成了“和谐”的利益共同体。


很显然，当今这种平衡状态不复存在。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发达经济体中日常生活产品价格上升很快，很大程度上正是其阻隔与中国的贸易导致有效供给不足而催生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中国低通胀？因为疫情复苏后，外向型产品能力强，但外销受阻，产能过剩，国内市场替代导致价格内卷，形成增产不增利润的局面。


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深层看，是因为全球化倒退，导致全球经济分工低效化，内耗增加，动能减弱，尤其是中美之间互补式供应链断链，负向涟漪效应席卷全球所致。


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性增长减速承压明显


China Q3GDPincrease5.2%，显示国内经济恢复向好，但长期基础仍待加固，短期内总需求不足问题仍然突出。简言之，在中国经济外部环境趋紧，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未来亟需可持续的韧性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虽然在服务业及新动能领域有增长亮点，但总体上看，经济总量与结构性增长减速承压，十分明显。


第一，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尚在筑底，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拖累因素。尽管一系列稳楼市组合政策密集出台，但政策向市场传导存在时滞，而且政策的边际效应走弱。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政策如何调整，居民购房的意愿都不再高涨。特别是在去库存压力明显的三、四线城市，居民普遍持观望态度。


第二，出口降幅进一步扩大，经济内外“双循环”格局面临挑战。据1-8 月数据，中国出口同比增速为-5.6%，增速较上半年、上年同期分别下行2.2、18.35 个百分点；对主要贸易伙伴东盟、欧盟、日本出口降幅有所扩大，分别为-3.7%、-10.5%、-8.6%，较上半年分别下行5.2、3.9、3.9 个百分点；对美国出口同比减少17.4%。出口压力有多重因素，全球PMI均位于收缩区间，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外需市场持续不振；同时，原材料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贡献均为负，价格疲软拉低了出口金额增长。此外，近年来，部分产业链外迁以及美国贸易实施的“近岸化”“友岸化”政策对中国出口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劳动生产要素条件恶化，尤其是长期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劳动力市场人才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增加了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老年人口增加势必加重社保财政负担，相应会对个人和家庭造经济压力，进而又会抑制家庭消费；企业也被迫要应对劳动力短缺、消费结构变化、市场需求减少等问题。


第四，市场主体信心与预期不足，短期内难以通过政策改变。从居民部门看，由于收入增长放缓、资产价格下跌，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直接抑制了消费意愿，表现为居民“存多贷少”、消费降级，大宗消费不旺。从企业部门看，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多数企业经营困难加大，效益显著下降，投资意愿减弱。


更多关注产业链重组与结构性调整机会


全球化市场倒退之后寻求次优解，即是区域化国际市场。当前，全球制造业围绕美、德、中日韩，并以之为中心与周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形成了各具特色优势的全球产业链三大中心：北美产业链、欧洲产业链、亚洲产业链。亚洲产业链相对松散，还会受到其他产业链的侵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经济推进开放合作的重要内容。毋庸讳言，目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由西方主导，“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上处于价值链的中等偏下部分，在未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需要思考，如何能够避免再被边缘化，这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和推动。十年来，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在拿到共建国家的项目后，可以联合西方国家企业共同开发。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加上西方的设计理念，这样就可以为共建国家带来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和项目，由此三方都能得利，实现共赢，这样也能吸引更多西方国家参与共建。


就中国经济自身而言，正在发生艰难而意义重大的结构性转型。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产业升级问题的凸显，中国经济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能力的提升、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当前，这种经济转型，叠加疫情及国际局势影响，使得转型期阵痛更为深刻、漫长。危与机总是并存，经济结构性调整之中，也蕴涵着中国未来增长的空间。一是科技创新转型。科技兴国战略已经到了关键性时刻，要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资，培育创新型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在数字科技、智能制造、供应链数字化领域等各个方面，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二是服务经济转型。服务经济已经确定性地成为经济体量中居第一位的经济业态，要推动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加速融合，通过创设更自由的环境和更少管制的灵活空间，促进服务经济持续创新发展。还要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加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三是绿色低碳发展。加快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实现动能结构的转型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四是健康产业布局。加大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和投资，鼓励健康产业的创新发展，服务人们对于高质量生命品质和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


to flash back2020-2022疫情三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4.5%，低于潜在增长水平。随着疫后需求和供给逐步恢复，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5.2%，乐观推论，今年中国实现5%的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应该没有问题。在今年经济增长5%的基础上，“十四五”前三年年均增速将达到5.5%，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也将进一步为 “十四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期待中国经济“熬”过艰难时刻，也相信点点微光可以燎原并照亮整个夜空。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刘功润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