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从《资本主义的未来》看英国社会的一个症结

何越：科利尔教授的道德重建观点——社会母爱主义，将会在西方产生多大影响力？在西方是否有实现的现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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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教授在著作《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指出了当前西方的道德困境：无论家庭、企业还是国家，西方公民对这三种组织单元享有的权利过高，而义务太少，问题源头在于“父爱主义的社会管理取代了社群主义”。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社会母爱主义 （social maternalism）。


以重建道德为路，横跨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多门领域，宏大与细微并举，以千丝万缕，科利尔勾勒了从家庭，到企业，到国家，最后到全世界的巨幅学术思潮演化历史脉络，提出在各层面均实现理想状态的道德治理路径。作为理想国第35本出版物，从目前的西方政治现实角度而言，这本书的确比较“理想国”。


此书于我的价值，犹如几年前发现《英国贵族的没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David Cannadine著，199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一般令人兴奋。《英国贵族的没落》一书确证了我多年对英国贵族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社会影响力的怀疑；而《资本主义的未来》确认了我对英国社会个人权利过度，而个人对国家无需承担太多义务的观察。


近来的脱欧和抗疫，令我对资本主义与民主选举两种制度陡生悲观之情。在此之前，我对英国社会的文明高度充满了景仰，我移民到了一个此前不曾想象到的、超出我设想的公平国家。虽然王室和贵族仍在，但这些奢侈招牌背后的英国百姓生活，真的很好。此观念令我几个月前第一次读到此书摘要时，将此书与其他国内翻译的英国著作混为一谈。


因为也许是偏颇，当时我认为中国出版社偏向于翻译过时的、或者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现状的左派书籍。出于我个人的经历，我认为中国应该多介绍英国当代社会公平建设的经验与理论，而非沉迷于英国王朝史、贵族史，也不应只是持批判口吻，以至于让不少中国读者以为英国仍是个最讲阶级的不公平国家。当时我对书中谈到的英国不平等存在排斥感，没有产生阅读此书的兴趣。


2019年脱欧谈判最激烈之时，我意识到了国家利益被全英国忽视，而新冠疫情令我的这种意识变得更加强烈。如果说在以前的历史上，英国人还曾长期热切地为教宗、国王和国家而战，二战后英国人就对国家利益一词开始避讳不谈。在各大新闻媒体上我几乎没见过国家利益一词，此书亦未有一处提及国家利益。目睹脱欧中的种种政客追求一己私利的乱象，再想到一些华人长期持有的“福利社会养懒汉”的简单认识，我不禁想问：看似发达与先进的福利民主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我迫切需要找到答案。


于是我又想起了此书，其名《资本主义的未来》本身就是我心中最大的问号。再看到科利尔谈到英国的各种不公，我已经能够消化他的出发点：我眼中的公平是他眼中的不公。我一直简单地认为经济公平就是公平，此书告诉我，我的公平观已经低级了。那些北部败落工业城市的居民，在英国从工业社会向金融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丧失了工作，可失业不等于没有饭吃。英国定义下的失业主要意味着丧失了自尊。自尊，这是不公平的重要定义之一。吃饱、有房子住、享受免费教育与医疗都是所有人的正当权利，如果有谁竟然没有饭吃，那将是全英国的新闻。而我由于个人经验的局限，公平观还只限于经济与教育上的公平，此前一直没有将自尊纳入。


升级了对公平的定义后，我迅速攀升到了科利尔教授的高起点，往后的阅读几乎句句打中我心坎，解释我的各种困惑。这样一本覆盖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英文书籍，如果译者没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就算通晓英文，译文也会苦涩难懂，看起来是句子但句不达意。而译者刘波的翻译简明、顺畅而且到位，这令我的阅读体验畅快淋漓，毫无晦涩之感。顺带提一句，过去一年我撰写的大量英国政治与社会文章，都是经刘波编辑之手刊发，何其有缘与幸运！


此书出版的2018年，正处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到2019年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的期间。此书撰写的本意是为了解释当时多数英国人（尤其是留欧派）心中的不解与焦虑，同时提出英国未来走势的建议。如本书开篇语说：“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们社会的肌体。” 当时无论是各大政党内部、组织还是家庭，整个英国为是否留欧而深度分裂。英国人投票支持离开欧盟的决定是令人惊讶的，那些因为听信谣言而支持脱欧的行为是令人惊诧的，此书解答了当时民粹主义在英国、美国、欧洲流行的深度原因。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表现在令大多数人的生活蒸蒸日上，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英国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如书中所说：“意识形态分子和民粹主义都因新裂痕导致的焦虑与愤怒而如鱼得水，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裂痕不是历史的重现，而是复杂的新现象。”而这些新问题从何而来，如何解决，正是全书的主旨。


此书出版两年后，英国陷入了一场整个西方都无法避免的疫情。疫情也转移了人们对因脱欧而分裂的英国社会的愤怒。但是，此书对当前的英国局势仍然有深刻启示意义。因为无论脱欧还是抗疫受阻，其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症结是：公民权利过高，义务缺失。


对于权利的扩张，书中做了微观的解释：“想赢得选举的政客发现了宣布新权利这种方便的手段，比起承诺增加政府支出，权利听起来更有原则性……而在宣布权利时，实现这些权利所需承担的义务则可秘而不宣。合作运动把权利运动与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功利主义则将两者与个人分离，将其转移给国家。现在，自由至上主义者把权利归还给了个人，但没有把义务归还给个人。”而功利主义者怎么做错了？因为他们认为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而政客如何找到了“权利”这样一个方便简单、不需提供证据的选举产品？书中给出明确答案：“左翼和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偏离了自己的本源——社群中的实践性互惠，而被一个截然不同的、影响力超出应有程度的群体所俘获，那就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书中被批评为“功利主义先锋”。民主社会主义时期基于忠诚与公平合作运动的互惠义务被这些功利主义先锋推倒了，“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只有两种——关爱与平等。”第一次读到此句时，我曾汗颜。不过如前所述，我已迅速升级了我的公平价值观。因为看起来我对于幸福与公平的理解还停留在英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如书中提到的上世纪60年代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 ）： “即使当劳工阶层符合一些‘受害者’的特征时，他们也只因此而有权享受一些额外的经济救济，那正是功利主义再分配的焦点。但诸如归属、应得性、尊严，以及因履行义务而应受到尊重这样的观念因为与功利主义过于不相容而彻底从专业讨论中消失了……《社会主义的未来》并不是指导未来的圣经，而是适合其所处时代的战略。此书尽管对功利主义先锋队傲慢的父爱主义作风持健康的怀疑态度，但它自己的幸福观也是经过简化的，它将幸福等同于个人消费的均衡化。”如果说现代英国人感到不公平和不幸福，那往往是因为他们住好穿好，享受免费教育医疗之时，认为自己还缺乏尊严。而尊严，是西方社会的公平中心要点之一。


对号入座，这样的功利主义先锋在英美都不乏代表，比如美国有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她输给了民粹主义者特朗普），英国有前首相卡梅伦（他自信满满地提出举行脱欧公投，最终被约翰逊成功利用民粹主义上位，取代相位）。而在英国彻底摆脱贵族制后的60年里，这些功利主义者形成了新的思想精英领导。而他们的优势在21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


此章还为我长存的“为何英国处处充满为弱势集体呼喊利益”的困惑提供了答案。“非裔美国人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女权主义者紧随其后。”而代表这一思维的哲学家是约翰•罗尔斯。他提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道德，要看其法律制度是否有利于最弱势的群体。”


在一定意义上，此书为当前疫情下“个人主义支配一切”的状况提供了答案：“功利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都强调个人而非集体。”。它还为受到诟病的福利政策提供了历史来由：“功利主义经济学家要求按需求进行再分配；逐渐地，福利制度被重新设计，以使权利与贡献不再相关。在此过程中，公平这一常规的人类价值被摒弃，没有做出贡献的人比做出贡献的人更受优待。”也为英国部分人为何时时无条件地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提供了理论来源：“罗尔斯主义的职业法律人要求以弱势者为导向做纠正。”


通常认为，解决福利社会弊病的做法是对劳动者进行再培训，帮助陷入困境的家庭，对富人增税等，但科利尔教授认为，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小方子，因为此前的政府父爱主义（这一政府形式概念来自于19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他提出要对穷人和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照顾）只是将幸福等同于个人消费的均衡化，给失业和需要帮助的人们发放福利，只是解脱了生活之忧。而自尊的缺位，令受帮助的公民离幸福感仍相差千万里。科利尔教授提出了社会母爱主义的建议，希望在政治的左派和右派间找到中间点。


科利尔教授写道：“我对互惠义务的强调与流行的政治话语截然不同，后者把道德的内涵缩小为对个人权利与应享权利的主张，义务归由政府承担。”笔者认为，个体英国人当前享有高度权利，但义务感教育缺失。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义务与权利共生并举是个简单常识。如果说许多国家存在的问题是“公民义务过多，权利过少”，英国正好反过来：曾经没有多少公民权利的英国人，在多年演化追求公平公正的道路上，跨过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线，有些矫枉过正。


二战以后的70年里，对义务的教育越来越少，人们只被教育着追求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如科利尔教授所写：“在现代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地位平等，要哄着他们承担责任。企业和政府里的层级机构已经大幅度扁平化……在家庭、企业与国家里处于更高层级的人比下面的人拥有更多权力，但通常他们要负的责任远远大于掌有的权力。为了履行责任，他们需要组织里的其他人服从，但他们的执行手段有限。”


举几个案例：我11岁的大孩子拒绝照相，而且偶然被她允许，她一定会告诉我不能发到社交媒体上。我尊重她的意愿，因为这似乎是整个社会都认同的保护隐私与肖像权的共识；每天我送二女儿上学，校长（有时是副校长和其他老师）在大门口欢迎大家，不停微笑着和学生说“早上好”，而好些学生基本没反应，很少学生会有礼貌地做出回复。不单是成年公民，孩子的权利也早已被提高，弱势群体更是如此。


全书“提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一种符合特定标准的道德资本主义，这种标准建立在我们价值观上，经过了实践理性的磨砺，而且社会本身可以再生。” 科利尔教授还写道：“我希望，像《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样，本书能为陷入困境的政治中间派提供一个重建的基础。”此话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因为英国政治中间派的自民党多年夹在保守党与工党之间，党员人数与支持力量一直徘徊不前。前自民党党魁凯布尔爵士曾明确告诉我：“英国选民不敢选择中间派。”


此书虽多学科跨界，可惜国际关系领域介入甚少。原因也许是在其英文原版出版的2018年，特朗普治下凸显的新冷战思维、全球化的不确定性还未如今天那般明显。科利尔可划为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合作与道德是实现和平的有效手段，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恢复互惠关系（即权利与义务共存），对国际社会则继续二战以来的义务与援助，书中未提及宗教冲突与中国崛起内容。对于认为国与国的关系就是权力争霸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而言，此书比较理想化；但科利尔教授准确为西方国家社会把脉，提出道德观重建的路径则非常务实。


过去几百年，西方似乎一直走在全世界前列，率先找到资本主义道路，也率先体验资本主义危机，同时自行诊断并开出处方，其治理国家与经济的经验被全世界选择性参考。科利尔教授的道德重建观点——社会母爱主义，将会在西方产生多大影响力？在西方是否有实现的现实土壤？是否会受到各国领导人的重视？他的读者未来是否会成为首相、总统或政治家，将他的思想应用于英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这些都有待时间的检验。


【《资本主义的未来》，上海三联书店2020year7月出版，保罗•科利尔著】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FT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