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受欢迎的量化投资策略都在苦苦挣扎，但我们如今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量化分析师。
价值投资领域的混乱局面自然而然地在金融界引发了一场激烈辩论。这一投资策略目前正遭遇自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见文首照片)去世以来的最糟糕表现。然而，其困境的深度和广度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它远非新冠时代市场环境的唯一受害者。 价值只是经济学家发现往往会带来高于平均水平长期回报的多个重要投资“因子”之一。这些因子本质上是根据一些界定特征对股票进行分类，比如规模、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或者（就价值而言）便宜程度。系统性地挖掘各种因子在由计算机和算法驱动的量化投资行业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一行业在过去20年获得了迅猛增长。 无可否认，价值缩水的严重性是极大的。然而，有趣的是有多少基于这些因子的策略目前还在苦苦挣扎。对于一些量化分析师来说，这足以让他们质疑自己的整个前提假设。 “为什么我不再是一名量化分析师”——这是老牌投资研究机构伯恩斯坦(Bernstein)量化策略主管伊尼戈•弗雷泽-詹金斯(Inigo Fraser-Jenkins)为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所起的煽动性标题。他认为，像他这样的量化分析师的原罪在于：挖掘历史数据，寻找长期制胜因素的线索，但却忽视了市场机制变化无定的事实。这可能意味着，过去带来成功的做法可能会在未来导致失败。 “量化基金的核心是试图将回溯测试应用于对未来的投资决策。但是，如果规则改变了，进行量化研究和回测还有什么意义？”他问道。“除了近期的低回报之外，量化投资还面临一个挑战。如果新冠疫情不能算作一场机制变化，我不知道什么可以算。” 他并非唯一一个认为世界已经改变的人。在路孚特(Refinitiv)this year10月调查的量化分析师中，近四分之三表示自己的模型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而占12%的受访者（比例虽小但吸引眼球）称自己的模型已经过时。 简言之，弗雷泽-詹金斯认为，均值回归的核心思想——旧的市场模式最终将重新发挥作用——可能会在这种新机制下消亡。正如价值导向的量化投资者特德•阿伦森(Ted Aro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采访时指出的：“它可以发挥作用数年、数十年，直至（或者除非）那只并不那么看不见的手伸出来，给你一耳光，说：‘过去那样是可行的，但现在不行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此前，因为长时间业绩惨淡，阿伦森关闭了旗下的对冲基金AJO。 并非所有量化基金都业绩惨淡。量化投资覆盖的范围是从收费低廉的、简单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到复杂的对冲基金，后者在全球经济的数字资源中筛选能获利但转瞬即逝的模式。 然而，很明显，量化分析师整体上处境不妙。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The data shows that as of9月底的一年间，量化美国股票共同基金的平均回报仅为3.3%，相比之下，选股者的平均回报为8.3%，罗素1000index(Russell 1000)的回报率为6.4%。至关重要的是，当前困境更不寻常的是有多少因子正在同时消失。 高辛烷值策略的表现甚至更糟，尽管较少依赖于成熟的主流策略。Aurum Fund Management的数据显示，按资产加权计算，量化对冲基金在截至8月底的一年里平均亏损5.7%，而对冲基金的平均收益为5.2%。 in fact,Aurum表示，最受欢迎的量化策略的3个月滚动业绩，与2007year8月的“量化地震”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期间一样、甚至更糟糕。 然而，在大多数主要投资因子所依据的数据世纪中曾有过许多市场机制。现在可能只是新冠疫情冲击的独特性质被完美地设计成导致其中很多机制短路——随着疫情最终结束，其影响将会消退。 大型“成长”科技股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今年所有其他股票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今年唯一表现良好的主要量化因子是趋势冲浪的势头，这并非巧合，因为赢家赚得盆满钵满，输家则被丢下等死。 只有勇敢的人才会宣称量化投资已经夕阳西下。有人可能会说，如今，整个投资管理行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某种形式或风格的量化研究的推动。这是一个在未来几年只可能加速的趋势。我们现在都是量化分析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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