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国家发展战略变化
2020/12/23 17:52:38
章俊：疫情之后，刺激政策再度加码，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导致全球中长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经济增长确定性，恰恰来自对前者认识。
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重点任务来看，涉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链自助可控，扩大内需，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反垄断，以及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很明显这些任务不是仅仅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而更多体现了政策跨周期调节和中长期战略布局。这是因为从全球格局来讲，中央已经反复强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从国内来讲，明年是开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的第一年，以及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之年，因此制定宏观政策需要更有远见和战略眼光。因此以简单文字对比方式来分析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异于刻舟求剑。
从全球视角来看，疫情之前长达10年的全球经济复苏已经进入尾声，2017年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昙花一现和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都说明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资本市场层面，短期确定性已经不存在了。疫情作为外生性冲击所导致今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以及大规模政策刺激所带来的明年V型反弹，很大程度上是本轮周期中的一个插曲，并不能改变中长期内全球经济走向内生性危机的方向。因此，全球层面的中长期确定性是较为悲观的，即未来全球经济再次出现危机并陷入衰退是难以避免的。唯一改变的是，在疫情之后，由于刺激政策再度加码，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导致全球中长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相对全球经济中长期层面相对悲观的确定性，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确定性恰恰来自于对前者的清醒认识。在今年历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提出并反复强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要增强忧患意识”。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当前及未来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所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涉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链自助可控，扩大内需，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以及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诸多方面，这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中的相关表述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绝对不是仅仅是为明年一年的政策布局做准备，而是谋划未来五年甚至十五年的开局。有鉴于此，投资者应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跳出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的固有框架，去寻找中长期的确定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此前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都浓墨重彩的阐述了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链自助可控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带来了未来中长期内中国经济转型方面的重大战略变化。《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中有句话可能被大多数人忽略或者没有意识其深远的意义，在强调要建设“制造强国”的同时特别指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意味着中央对中国经济转型层面的战略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认为从明年开始到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存在一个确定性，即中国制造业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纪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提出的“制造业投资新纪元”并非简单的补库存的基钦周期也非设备更新的朱格拉周期，而是国家长期发展层面具有深远考量的战略性布局。
新一轮工业自动化革命会导致全球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过去10年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浪潮涌动，但并没有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创新科技例如工业机器人的大量推广和使用将大规模替代现有的劳动力，从而造成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这在正常经济环境下存在很大的争议。技术发展和创造就业之间的矛盾并非新问题，马克思认为“机器不仅是工人们的竞争对手，而且总是在制造问题，它是压制罢工的最有力武器”；凯恩斯在1931年警告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普遍的失业问题”。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快速发展使得工业自动化更为经济有效，其大规模应用已经成熟，唯一缺少的只是一个时机。当下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造成全球制造业停摆，在经济重启和复苏过程中，全球民粹政府可能会更多站在工人层面抵制企业降低工资的行为，这反而可能会推动更多企业会考虑采用科技取代劳动力。
此外，08年次贷危机之前是全球化高度发展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参与全球分工，形成了“新兴市场生产，发达经济体消费”的格局。但这种格局是不可持续的，发达经济体因此而债台高筑，引发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出现了“经济再平衡”的新趋势，发达经济体一方面通过缩减需求来降低债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来解决本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失业问题。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是这种“全球再平衡”的极端表现。工业自动化也为这种产业链的变化提供可能，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决定因素。
但这种变化更多会发生在发达国家，并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一方面，发达国家有较为雄厚的资本积累，启动新一轮工业自动化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新一轮制造业投资会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而导致那些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海外直接投资而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发展中地区的贸易条件可能出现永久性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认为：工业自动化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非技术工人大规模失业，相对薪资下降，并引发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跌。由此导致的主要产出相对价格的下降将进一步带来不利冲击，削弱投资动机，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在此背景下，过去发展中国家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实现赶超的模式不再有效。有鉴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革命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两极分化，那些没有搭上这班车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发展瓶颈，甚至经济出现倒退。中国目前人均GDP刚刚跨越１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门槛，工业化水平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将是决定性因素。
制造业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无论是政府、学界或者市场各个层面，在谈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时候，都认为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和消费比重相对发达经济体过低，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推动消费，并默认服务业和消费在生产法GDP和支出法GDP中占比提升象征着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我们发现制造业GDP占比在08年之后的10多年间快速回落5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27.2%。同期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从42.9%跳升至53.9%，升幅超过11个百分点。 从数据来看，08年以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成效显著，但是否意味着我们要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制造业占比下降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观察过去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伴随着服务业占比提升，中国经济增速也见顶回落。2006年和2007年中国GDP增速分别达到12.7%和14.2%，从2008年开始回落至个位数增长，并一路下行至2019年的6.1%。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存在诸多结构性原因，但服务业占比提升是重要原因之一。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劳动密集型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在转型的初级阶段，较为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衣食住行相关）发展较为迅速，而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效果明显，甚至在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情况下，出现与制造业竞争劳动力的情况，造成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的现象；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按照人均GDP产出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目前服务业相当于工业的80%。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会拉低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且这种“拉低效应”会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上升而逐步增强。虽然目前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普遍认同中国潜在增长率近年来持续下行的趋势。
稳定制造业占比是实现2035目标的关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明确的数量化指标，即“中共明确提出2020年GDP和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意味着2015-2020年的五年中，中国经济增速要保持在6.5%左右。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国内经济增长重心转向高质量增长，没有对2020-2025年国内经济增长给出明确数量化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没有任何要求。《建议》中提到，“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OECD等国际组织对于发达国家的标注和定义，要获得中等发达国家的入场券，2.5万美元的人均GDP是基本的门槛。以2019年中国刚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万美元的人均GDP作为起点，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速需要维持5%左右。虽然5%左右的增速相对于2019年6.1%的 GDP增速依然存在一定下行空间，但参考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向下斜率，空间显然极为有限。虽然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占比大致在20%左右，但考虑到本国企业在海外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表面数字要高的多。我们目前制造业占比大致与韩国相同，但目前韩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而我们刚刚跨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陷阱门槛。换而言之，如果要确保在2035年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再按照此前的斜率下降。而要稳定在当前水平，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重要的前提。
制造业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这块饼无法继续做大的情况下，发展内需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共识逐步形成。关注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析人士，往往认为中长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自于扩大居民消费和提升城镇化率，而城镇化则对应着投资需求三驾马车中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更多是被视为消费，基建和房地产需求的结果，通过周期性扩大和更新产能来满足相关需求。相对于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推动力的看法，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不能维持经济增长，扩大消费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人均资本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依然较低，投资依然存在巨大空间。房地产调控政策常态化，房住不炒成为基本国策。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传统的基建投资冲动下降。因此传统意义上以“水泥，钢筋”为代表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很难继续承担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担。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制造业投资依然存在较大空间。制造业投资不仅可以推动制造业自身的升级，而且可以推动消费，房地产和基建升级转型，例如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基建。
强大的制造业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鉴于中央对全球形势的判断认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中比以往更多提到了“安全”，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中央所高度关注“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都需要有制造业作为基础，“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更是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这次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候的重要性。在中美贸易争端中，高科技行业首当其冲，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在高科技领域存在的巨大差距。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中着重强调的“科技强国”，这除了需要国家要加大相关科技研发投入之外，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是科技内生性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石。此外，例如中国提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方面是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是也是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目前中国对传统不可再生能源依赖度较高，其中原油进口依赖度高达70%，因此未来大力发展以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势在必行，而这些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和使用也有赖于强大的制造业作为基础。
如何发展制造业——构筑双循环下的内外雁行模式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在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时，提出要在打造新兴产业链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这说明我们在发展制造业的大方向上是要兼顾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
80年代东亚出现过“雁行发展模式”。日本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把传统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转移，之后又向亚洲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转移。产业转移的背后原因是日韩等先行国家受限于经济体量较小且资源匮乏，无法在国内消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涨压力，因此被迫向外转移那些对要素投入较高的传统产业。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了制造业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因具备从上游到下游，从传统到新兴行业的完整产业链对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我们不可能像日韩等国那样把传统产业都向外转移。在这次疫情冲击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相对完整的产业部门和产业链也是中国经济能从容面对重大冲击的重要前提。
早在2010年我们就提出了《一个中国，三个经济体》的说法，认为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地区间差异巨大，可以通过在东中西地区复制80年代的亚洲雁行模式来进行产业升级和转移。对此也有所体现：“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未来具有良好工业基础东部地区在人材、技术、资金的支持下，制造业更多转向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而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更多利用中西部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从而确保国内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应对任何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今年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框架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要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坚持走出去。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传统的亚洲“雁行模式”可以沿一带一路展开，利用当地优势资源来实现“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服务业更多转向生产性服务，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事实上大量研究显示，服务业劳动力占比和服务业产出占比提升与实际GDP增长率未必是线性关系。当服务业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时候之后可以推动经济增长重新开始加速，从而令服务业在劳动力和产出中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呈现出“Ｕ”型关系。鉴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在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与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性服务行业发展更为迅速，导致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但我们也看到目前金融、通讯、商业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也开始提速。这些生产型服务业不仅本身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较大，而且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直接拉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过程中，要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果能有效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增速可以通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在相对高位。
文：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章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重点任务来看，涉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链自助可控，扩大内需，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反垄断，以及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很明显这些任务不是仅仅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而更多体现了政策跨周期调节和中长期战略布局。这是因为从全球格局来讲，中央已经反复强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从国内来讲，明年是开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的第一年，以及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之年，因此制定宏观政策需要更有远见和战略眼光。因此以简单文字对比方式来分析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异于刻舟求剑。
从全球视角来看，疫情之前长达10年的全球经济复苏已经进入尾声，2017年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昙花一现和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都说明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资本市场层面，短期确定性已经不存在了。疫情作为外生性冲击所导致今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以及大规模政策刺激所带来的明年V型反弹，很大程度上是本轮周期中的一个插曲，并不能改变中长期内全球经济走向内生性危机的方向。因此，全球层面的中长期确定性是较为悲观的，即未来全球经济再次出现危机并陷入衰退是难以避免的。唯一改变的是，在疫情之后，由于刺激政策再度加码，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导致全球中长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相对全球经济中长期层面相对悲观的确定性，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确定性恰恰来自于对前者的清醒认识。在今年历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提出并反复强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要增强忧患意识”。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当前及未来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所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涉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链自助可控，扩大内需，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以及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诸多方面，这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中的相关表述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绝对不是仅仅是为明年一年的政策布局做准备，而是谋划未来五年甚至十五年的开局。有鉴于此，投资者应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跳出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的固有框架，去寻找中长期的确定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此前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都浓墨重彩的阐述了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链自助可控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带来了未来中长期内中国经济转型方面的重大战略变化。《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中有句话可能被大多数人忽略或者没有意识其深远的意义，在强调要建设“制造强国”的同时特别指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意味着中央对中国经济转型层面的战略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认为从明年开始到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存在一个确定性，即中国制造业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纪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提出的“制造业投资新纪元”并非简单的补库存的基钦周期也非设备更新的朱格拉周期，而是国家长期发展层面具有深远考量的战略性布局。
新一轮工业自动化革命会导致全球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过去10年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浪潮涌动，但并没有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创新科技例如工业机器人的大量推广和使用将大规模替代现有的劳动力，从而造成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这在正常经济环境下存在很大的争议。技术发展和创造就业之间的矛盾并非新问题，马克思认为“机器不仅是工人们的竞争对手，而且总是在制造问题，它是压制罢工的最有力武器”；凯恩斯在1931年警告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普遍的失业问题”。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快速发展使得工业自动化更为经济有效，其大规模应用已经成熟，唯一缺少的只是一个时机。当下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造成全球制造业停摆，在经济重启和复苏过程中，全球民粹政府可能会更多站在工人层面抵制企业降低工资的行为，这反而可能会推动更多企业会考虑采用科技取代劳动力。
此外，08年次贷危机之前是全球化高度发展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参与全球分工，形成了“新兴市场生产，发达经济体消费”的格局。但这种格局是不可持续的，发达经济体因此而债台高筑，引发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出现了“经济再平衡”的新趋势，发达经济体一方面通过缩减需求来降低债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来解决本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失业问题。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是这种“全球再平衡”的极端表现。工业自动化也为这种产业链的变化提供可能，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决定因素。
但这种变化更多会发生在发达国家，并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一方面，发达国家有较为雄厚的资本积累，启动新一轮工业自动化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新一轮制造业投资会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而导致那些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海外直接投资而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发展中地区的贸易条件可能出现永久性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认为：工业自动化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非技术工人大规模失业，相对薪资下降，并引发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跌。由此导致的主要产出相对价格的下降将进一步带来不利冲击，削弱投资动机，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在此背景下，过去发展中国家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实现赶超的模式不再有效。有鉴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革命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两极分化，那些没有搭上这班车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发展瓶颈，甚至经济出现倒退。中国目前人均GDP刚刚跨越１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门槛，工业化水平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将是决定性因素。
制造业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无论是政府、学界或者市场各个层面，在谈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时候，都认为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和消费比重相对发达经济体过低，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推动消费，并默认服务业和消费在生产法GDP和支出法GDP中占比提升象征着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我们发现制造业GDP占比在08年之后的10多年间快速回落5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27.2%。同期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从42.9%跳升至53.9%，升幅超过11个百分点。 从数据来看，08年以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成效显著，但是否意味着我们要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制造业占比下降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观察过去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伴随着服务业占比提升，中国经济增速也见顶回落。2006年和2007年中国GDP增速分别达到12.7%和14.2%，从2008年开始回落至个位数增长，并一路下行至2019年的6.1%。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存在诸多结构性原因，但服务业占比提升是重要原因之一。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劳动密集型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在转型的初级阶段，较为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衣食住行相关）发展较为迅速，而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效果明显，甚至在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情况下，出现与制造业竞争劳动力的情况，造成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的现象；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按照人均GDP产出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目前服务业相当于工业的80%。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会拉低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且这种“拉低效应”会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上升而逐步增强。虽然目前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普遍认同中国潜在增长率近年来持续下行的趋势。
稳定制造业占比是实现2035目标的关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明确的数量化指标，即“中共明确提出2020年GDP和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意味着2015-2020年的五年中，中国经济增速要保持在6.5%左右。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国内经济增长重心转向高质量增长，没有对2020-2025年国内经济增长给出明确数量化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没有任何要求。《建议》中提到，“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OECD等国际组织对于发达国家的标注和定义，要获得中等发达国家的入场券，2.5万美元的人均GDP是基本的门槛。以2019年中国刚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万美元的人均GDP作为起点，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速需要维持5%左右。虽然5%左右的增速相对于2019年6.1%的 GDP增速依然存在一定下行空间，但参考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向下斜率，空间显然极为有限。虽然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占比大致在20%左右，但考虑到本国企业在海外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表面数字要高的多。我们目前制造业占比大致与韩国相同，但目前韩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而我们刚刚跨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陷阱门槛。换而言之，如果要确保在2035年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再按照此前的斜率下降。而要稳定在当前水平，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重要的前提。
制造业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这块饼无法继续做大的情况下，发展内需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共识逐步形成。关注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析人士，往往认为中长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自于扩大居民消费和提升城镇化率，而城镇化则对应着投资需求三驾马车中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更多是被视为消费，基建和房地产需求的结果，通过周期性扩大和更新产能来满足相关需求。相对于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推动力的看法，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不能维持经济增长，扩大消费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人均资本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依然较低，投资依然存在巨大空间。房地产调控政策常态化，房住不炒成为基本国策。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传统的基建投资冲动下降。因此传统意义上以“水泥，钢筋”为代表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很难继续承担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担。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制造业投资依然存在较大空间。制造业投资不仅可以推动制造业自身的升级，而且可以推动消费，房地产和基建升级转型，例如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基建。
强大的制造业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鉴于中央对全球形势的判断认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中比以往更多提到了“安全”，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中央所高度关注“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都需要有制造业作为基础，“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更是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这次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候的重要性。在中美贸易争端中，高科技行业首当其冲，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在高科技领域存在的巨大差距。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中着重强调的“科技强国”，这除了需要国家要加大相关科技研发投入之外，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是科技内生性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石。此外，例如中国提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方面是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是也是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目前中国对传统不可再生能源依赖度较高，其中原油进口依赖度高达70%，因此未来大力发展以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势在必行，而这些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和使用也有赖于强大的制造业作为基础。
如何发展制造业——构筑双循环下的内外雁行模式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在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时，提出要在打造新兴产业链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这说明我们在发展制造业的大方向上是要兼顾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
80年代东亚出现过“雁行发展模式”。日本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把传统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转移，之后又向亚洲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转移。产业转移的背后原因是日韩等先行国家受限于经济体量较小且资源匮乏，无法在国内消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涨压力，因此被迫向外转移那些对要素投入较高的传统产业。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了制造业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因具备从上游到下游，从传统到新兴行业的完整产业链对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我们不可能像日韩等国那样把传统产业都向外转移。在这次疫情冲击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相对完整的产业部门和产业链也是中国经济能从容面对重大冲击的重要前提。
早在2010年我们就提出了《一个中国，三个经济体》的说法，认为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地区间差异巨大，可以通过在东中西地区复制80年代的亚洲雁行模式来进行产业升级和转移。对此也有所体现：“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未来具有良好工业基础东部地区在人材、技术、资金的支持下，制造业更多转向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而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更多利用中西部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从而确保国内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应对任何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今年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框架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要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坚持走出去。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传统的亚洲“雁行模式”可以沿一带一路展开，利用当地优势资源来实现“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服务业更多转向生产性服务，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事实上大量研究显示，服务业劳动力占比和服务业产出占比提升与实际GDP增长率未必是线性关系。当服务业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时候之后可以推动经济增长重新开始加速，从而令服务业在劳动力和产出中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呈现出“Ｕ”型关系。鉴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在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与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性服务行业发展更为迅速，导致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但我们也看到目前金融、通讯、商业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也开始提速。这些生产型服务业不仅本身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较大，而且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直接拉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过程中，要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果能有效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增速可以通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在相对高位。
文：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章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