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 假疫苗 地方债：政府职能的根本错位
2018/07/23 11:44:39
原创：童大焕
【思维方式思考养生40】
毒奶粉 假疫苗 地方债：政府职能的根本错位
童大焕—2018年7月22日
用了半天时间犹豫徘徊，才沉重地写下这个标题。而类似内容，至少在十多年前已经写过。当时我还在中国保险报，写评论文章说政府不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任董事长指出这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但还是宽容地放行了。所以记忆犹新。
吉林长春长生生物曝出狂犬病疫苗造假消息后，又接着曝出销往山东的25万支儿童疫苗百白破为劣药。这个消息比电影《我不是药神》揭示的中国药价世界第一更惊人，更击穿为人父母者的心理底线。我担心又一批中产要紧锣密鼓地想办法移民了。
在这个事件上，丁香医生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后，每个人都该知道的 7 个答案》比较理性：“相对来说，虽然狂犬病致死率极高，可发生率低，问题狂犬疫苗也没有流通上市；但白百破疫苗出事，全国家长陷入了恐慌：白百破是一类（免费）疫苗，用来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种比较危重的疾病，必须接种；被查出有问题的批次高达 65 万支，数量众多，触目惊心。此次被爆出的百白破疫苗事件，实际上是去年年底的问题，具体包括两个生产企业，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官方数据显示，这批「问题疫苗」，长春产的主要流通到山东，武汉产的主要销往重庆市、河北省。”
每当重大事件发生，一般人的本能反应是“加强监管”，但是很多人选择性遗忘或者根本不知道的一件事，是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最高行政长官曾因假药案而被执行死刑。但是十多年过去，药品依旧昂贵，药品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仍层出不穷。
2007年7月10日上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法院指控郑筱萸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透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2001年到2003年，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齐二药）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以及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欣弗”注射液事件，导致十人死亡，多名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
百度评价说郑筱萸任内大力推行GMP认证，大大提高了国内药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水平，进而也提高了药品质量。虽然当前所发生的“齐二药”和“欣弗”事件造成对GMP的质疑声音不断，但是GMP仍然是保证药品质量的最有力的制度。
从时间的长河往上溯，我们会发现，似乎一切都在变，似乎一切也都没有改变。甚至包括郑筱萸本人，也许也只是某种不合理、不规范制度的牺牲品。
我想来想去，最近一系列热点事件，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住房质量问题，地方债问题（央行和财政部互怼），国际贸易争端问题，等等，归根结底，多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问题。边界不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就很难制定并执行公正的规则，社会也会因弱肉强食而归于无序。宛若一艘百孔千疮的大船，在大风大浪里颠簸前行。
1978年12月以来，政府职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这固然是个巨大进步，但是，它的本质，却酝酿着巨大的内部风险。这个巨大的内部风险，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巨大不平等，不论在立法还是执法和司法层面，皆如此。
为了招商引资，各地争相降低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竞相把土地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转嫁到房地产头上。遇到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纠纷，地方政府的天平天然地偏向企业。企业本来就有组织优势，加上政府的偏爱、组织性的腐败利益输送等等，个体的弱势地位愈加明显。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鸿茅药酒事件出来，伊利事件出来，负监管职责的当地政府不是着眼于解决被曝光的问题，而是首先跨省追捕曝光问题的人。
再有，最近自媒体频繁曝出某些房地产开发商萝卜快了不洗泥，为了着急买地、着急开工、着急开盘，着急回款，公然用自己旗下的监理商监督自己旗下的开发项目，导致事故和质量问题频发，但是各级政府似乎视而不见。
为何？这些企业都是当地买地和利税大户，地方政府加强监管，意味着损失当地经济和税收！
而在个体权利保护方面，则缺失得无以复加。重大恶性事件出来，多半是对出事企业罚款了事。罚款入的是财政，相当于政府和出事企业分赃，受害人却被排除在外。
比如毒奶粉事件，受害人很难获得赔偿。山西疫苗事件唯一获得立案家庭，只获得10万元补偿，远不够看病。
我们缺乏集体诉讼制度，缺乏对施害人的惩罚性赔偿、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保护性赔偿机制。
二是企业主体之间存在巨大不平等。由于缺乏完善的自由市场机制，政府监管往往演变成牌照争夺。获取特殊牌照成为企业主体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服务大众成为主要目标。腐败利益输送和逃避监管就往往成为企业的重要目标甚至是主要目标。
没有集体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倒逼机制，企业只需“搞定”监管层就能蒙混过关。比如有信息披露，几个股东在国内几大疫苗企业都有股份，实际形成了隐形垄断。据兽爷微信上讲，他们往疫苗中掺入一种添加物，就可以通过疫苗检测，但抗原含量达不到药效。这和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手法类似，但危害性更大。
一些人把市场溃败归结于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但事实上300万年人性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环境。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行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市场的溃败，原因正在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心来达到善的行为，但是在市场不自由、不健全的环境里，出现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市场的逻辑是不改变人心，而是规范人的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否则就会被淘汰。市场使企业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正因人的本性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才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道德只能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
三是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都处于失控状态。
典型如最近央行研究院徐忠局长怼财政部，说财政部减税不力积极财政不力，还直言“由于财税改革落实不到位，金融机构管不住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行为。金融机构很难实质性审查地方政府的资本金来源。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依然很低，金融机构很难按照市场化原则有效识别项目风险。”
换句话说就是地方债失控，金融系统识别不了。财政部门就能识别吗？也不能。简单如棚改货币化去库存，各地方政府肯定是绞尽脑汁多报棚改数据多争取政策性贷款【跑部钱进里还有很多暗箱操作】，上级审批部门就那几个人马几条枪，能识别得过来？很多地方政府恨不得把整座老城都变成“棚户区”拆迁逼大家到新城买房。结果必然是这边去了一部分老的库存，那边又增加了更多的库存和地方债。
地方主政官员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当下的短期政绩和灰色收入是他的，长远的债务和遗留问题却是央行、财政部和地方百姓的。
这就是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非市场机制极端不道德之处——相关决策者只坐收决策之渔利，却无需承担决策之成本和损失。天下之不道德之事，有甚于此乎？
当年杨小凯先生曾有著名的怼林毅夫“后发优势”论。小凯以“洋务运动”为例。“洋务派”们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比“洋务运动”前更好的中国经济，代价却是“后发劣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中国的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所谓机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坑蒙拐骗，顾眼前“弯道超车迅速做大”不顾长远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个体的坑蒙拐骗容易约束，权力不受约束、政策随意变化的“国家机会主义”最终令市场制度体系无从建立，经济转型走向绝路。
小凯主张中国要走宪政改革的道路，也就是要先致力于建好制度的基础设施，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不被“后发优势”的思路带到阴沟里去。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迄今已经走了40年，离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还有“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遥远距离。1978年政府职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固然是个巨大进步，眼下，政府职能迫切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保障、社会安全、法治社会、自由市场、公平正义为核心”转变。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权力受到严厉的法律限制，公民权利受到严格的法治保护。
是凤凰涅磐，还是继续道德、人心、市场溃烂，端在此一举。
【完】
【思维方式思考养生40】
毒奶粉 假疫苗 地方债：政府职能的根本错位
童大焕—2018年7月22日
用了半天时间犹豫徘徊，才沉重地写下这个标题。而类似内容，至少在十多年前已经写过。当时我还在中国保险报，写评论文章说政府不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任董事长指出这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但还是宽容地放行了。所以记忆犹新。
吉林长春长生生物曝出狂犬病疫苗造假消息后，又接着曝出销往山东的25万支儿童疫苗百白破为劣药。这个消息比电影《我不是药神》揭示的中国药价世界第一更惊人，更击穿为人父母者的心理底线。我担心又一批中产要紧锣密鼓地想办法移民了。
在这个事件上，丁香医生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后，每个人都该知道的 7 个答案》比较理性：“相对来说，虽然狂犬病致死率极高，可发生率低，问题狂犬疫苗也没有流通上市；但白百破疫苗出事，全国家长陷入了恐慌：白百破是一类（免费）疫苗，用来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种比较危重的疾病，必须接种；被查出有问题的批次高达 65 万支，数量众多，触目惊心。此次被爆出的百白破疫苗事件，实际上是去年年底的问题，具体包括两个生产企业，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官方数据显示，这批「问题疫苗」，长春产的主要流通到山东，武汉产的主要销往重庆市、河北省。”
每当重大事件发生，一般人的本能反应是“加强监管”，但是很多人选择性遗忘或者根本不知道的一件事，是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最高行政长官曾因假药案而被执行死刑。但是十多年过去，药品依旧昂贵，药品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仍层出不穷。
2007年7月10日上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法院指控郑筱萸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透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2001年到2003年，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齐二药）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以及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欣弗”注射液事件，导致十人死亡，多名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
百度评价说郑筱萸任内大力推行GMP认证，大大提高了国内药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水平，进而也提高了药品质量。虽然当前所发生的“齐二药”和“欣弗”事件造成对GMP的质疑声音不断，但是GMP仍然是保证药品质量的最有力的制度。
从时间的长河往上溯，我们会发现，似乎一切都在变，似乎一切也都没有改变。甚至包括郑筱萸本人，也许也只是某种不合理、不规范制度的牺牲品。
我想来想去，最近一系列热点事件，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住房质量问题，地方债问题（央行和财政部互怼），国际贸易争端问题，等等，归根结底，多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问题。边界不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就很难制定并执行公正的规则，社会也会因弱肉强食而归于无序。宛若一艘百孔千疮的大船，在大风大浪里颠簸前行。
1978年12月以来，政府职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这固然是个巨大进步，但是，它的本质，却酝酿着巨大的内部风险。这个巨大的内部风险，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巨大不平等，不论在立法还是执法和司法层面，皆如此。
为了招商引资，各地争相降低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竞相把土地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转嫁到房地产头上。遇到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纠纷，地方政府的天平天然地偏向企业。企业本来就有组织优势，加上政府的偏爱、组织性的腐败利益输送等等，个体的弱势地位愈加明显。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鸿茅药酒事件出来，伊利事件出来，负监管职责的当地政府不是着眼于解决被曝光的问题，而是首先跨省追捕曝光问题的人。
再有，最近自媒体频繁曝出某些房地产开发商萝卜快了不洗泥，为了着急买地、着急开工、着急开盘，着急回款，公然用自己旗下的监理商监督自己旗下的开发项目，导致事故和质量问题频发，但是各级政府似乎视而不见。
为何？这些企业都是当地买地和利税大户，地方政府加强监管，意味着损失当地经济和税收！
而在个体权利保护方面，则缺失得无以复加。重大恶性事件出来，多半是对出事企业罚款了事。罚款入的是财政，相当于政府和出事企业分赃，受害人却被排除在外。
比如毒奶粉事件，受害人很难获得赔偿。山西疫苗事件唯一获得立案家庭，只获得10万元补偿，远不够看病。
我们缺乏集体诉讼制度，缺乏对施害人的惩罚性赔偿、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保护性赔偿机制。
二是企业主体之间存在巨大不平等。由于缺乏完善的自由市场机制，政府监管往往演变成牌照争夺。获取特殊牌照成为企业主体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服务大众成为主要目标。腐败利益输送和逃避监管就往往成为企业的重要目标甚至是主要目标。
没有集体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倒逼机制，企业只需“搞定”监管层就能蒙混过关。比如有信息披露，几个股东在国内几大疫苗企业都有股份，实际形成了隐形垄断。据兽爷微信上讲，他们往疫苗中掺入一种添加物，就可以通过疫苗检测，但抗原含量达不到药效。这和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手法类似，但危害性更大。
一些人把市场溃败归结于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但事实上300万年人性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环境。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行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市场的溃败，原因正在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心来达到善的行为，但是在市场不自由、不健全的环境里，出现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市场的逻辑是不改变人心，而是规范人的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否则就会被淘汰。市场使企业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正因人的本性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才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道德只能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
三是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都处于失控状态。
典型如最近央行研究院徐忠局长怼财政部，说财政部减税不力积极财政不力，还直言“由于财税改革落实不到位，金融机构管不住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行为。金融机构很难实质性审查地方政府的资本金来源。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依然很低，金融机构很难按照市场化原则有效识别项目风险。”
换句话说就是地方债失控，金融系统识别不了。财政部门就能识别吗？也不能。简单如棚改货币化去库存，各地方政府肯定是绞尽脑汁多报棚改数据多争取政策性贷款【跑部钱进里还有很多暗箱操作】，上级审批部门就那几个人马几条枪，能识别得过来？很多地方政府恨不得把整座老城都变成“棚户区”拆迁逼大家到新城买房。结果必然是这边去了一部分老的库存，那边又增加了更多的库存和地方债。
地方主政官员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当下的短期政绩和灰色收入是他的，长远的债务和遗留问题却是央行、财政部和地方百姓的。
这就是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非市场机制极端不道德之处——相关决策者只坐收决策之渔利，却无需承担决策之成本和损失。天下之不道德之事，有甚于此乎？
当年杨小凯先生曾有著名的怼林毅夫“后发优势”论。小凯以“洋务运动”为例。“洋务派”们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比“洋务运动”前更好的中国经济，代价却是“后发劣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中国的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所谓机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坑蒙拐骗，顾眼前“弯道超车迅速做大”不顾长远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个体的坑蒙拐骗容易约束，权力不受约束、政策随意变化的“国家机会主义”最终令市场制度体系无从建立，经济转型走向绝路。
小凯主张中国要走宪政改革的道路，也就是要先致力于建好制度的基础设施，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不被“后发优势”的思路带到阴沟里去。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迄今已经走了40年，离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还有“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遥远距离。1978年政府职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固然是个巨大进步，眼下，政府职能迫切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保障、社会安全、法治社会、自由市场、公平正义为核心”转变。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权力受到严厉的法律限制，公民权利受到严格的法治保护。
是凤凰涅磐，还是继续道德、人心、市场溃烂，端在此一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