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
我们中国人特别推崇“读书改变命运”的说法，这里面有一种类似于“美国梦”的信念：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奋斗，抓住向上流动的机会，实现自我梦想。
由于这在长久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常常忘记了一点：这其实是某种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就像“人人生而平等”那样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并不总能改变命运，即使能改变，改变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并且未必仅仅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奋斗。
在“教育改变命运”的神话中，最打动人心的无疑是阶层的流动性，它许诺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才能，超越自己的阶层出身，获得破格提升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现代学者通过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早已发现，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来，后天能力的竞争已越来越不如先天性的积累，明清时代的一些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寒门子弟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行列之外。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育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为学堂和大学都集中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费用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其结果是民国时代的知识精英出身于富裕家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导致乡村社会失去稳定性，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也遭到了破坏。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性的最重要机制。正如加拿大政治家兼学者叶礼庭曾说的，根据自由主义政治的理念，“‘一个好的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便意味着，所有好的事物对于任何人而言，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能得到。”这些年来，尽管普通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仍习惯性地并不觉得阶层有多重要，但现实是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变慢，“美国梦”也成了一个逐渐褪色的理想。社会顶层依靠自身长期积累的资本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相对稳定地保持着他们的优势，社会底层则很难爬出贫困陷阱，只有社会中层的人或许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还稍微多点。这使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们开始警觉起来，担心这最终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无法把一个更好的美国带给下一代。这种状况在五十年来并未改变，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前些年在追踪调查了美国各地的107名年轻人后写出《我们的孩子》一书，发现21世纪初的美国阶级差异比五六十年前还要严重，由于贫富阶层之间在家庭结构、邻里社区关系、学校教育、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等各方面都拉开了差距，仅仅“机会平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中上阶层的父母有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在对孩子的培育上，而挣扎在贫穷社会和家庭的孩子却得不到，在此情况下，受教育过程与其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倒不如说是服务于阶层固化。
实际上，这是不必奇怪的。稍稍想下就能明白，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教育成了每个人实现自我成就的唯一渠道，那么在眼光、才智等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白领的儿女肯定比清洁工的孩子有更多资源去抓住这个机会。中产阶层尤其有内在动力去这么做，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而贵族和贫民则常常都觉得教育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影响微乎其微。
正因此，几乎不论在哪个国家，最热衷于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进行投资的，往往就是现代城市中产阶层。在泰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大学教育的规模扩张中获益最多的，就是传统的华裔曼谷中产家庭，他们相比起其他人更重视教育、也更舍得为此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其结果是他们的子女又在接受良好教育后成为中上阶层的专业人员，从而实现了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要说美国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可能是这一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美国在教育领域也大大市场化了。其结果，虽然美国北方各州在19世纪末就建立起了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公立教育体系，但长久以来国家在教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消极。在南北战争前夕，亨利·巴纳德等倡导公立学校的人曾拒绝私立学校教育，认为私立学校常常“根据学生家长的财富、学识等外在条件把学生分流到不同学校”，并施以不平等的教育，进而从根本上给人们划分了阶层。
但美国历史的发展结果是：接受国家资助和管理的公立教育体系运转不良，只为那些别无去处的寒门子弟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而中上阶层的家长们则想尽办法让孩子去上教育质量更好的私立学校。这看上去是自由、多样的，但从整体上看则缺乏系统性，教育仿佛成了一个“为不同消费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消费品。这种情况和英国颇有几分相似。英国长期以来对教育发展的态度是出了名的自由放任，到1944年终于推动《教育法案》的立法和后续改革，这确保了英国中等教育能向任何人免费开放，从而使一代人从中获益。这一改革的核心是一个基于精英选拔制的中学体系，各阶层的优秀人才得到集中培养。然而，1964年工党新领袖哈罗德·威尔逊连任后，修订了这一法案，鼓励“全面”开展中等教育，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却使教育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因为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已经没什么差别了。其结果，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说的，到1970年代中期，“任何有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钱让孩子脱离这一体系”。在这种社会选择之下，富人们都想着去买到一种穷人无法买到的教育，好的私立学校和教育消费蓬勃发展，而穷人们则被这一市场机制挡在门外。这还不仅仅是谁能“花钱买到更好教育”的问题，真正的差异在于教育方式上。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孩子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同、日常对待孩子的言传身教不同，最终将影响到孩子未来能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那些孩子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父母给他们的先天积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还包括父母对他们施加的后天影响。这听起来似乎是个很平常的道理，但社会学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在于所揭示的“道理”有多么惊人，而在于深入分析发掘其背后的机制、逻辑和细节。对此，拉鲁的方法是那种典型的“对照组”式的，她把自己观察的家庭分成两组，一组是白领中产阶级的家庭，另一组则是蓝领低收入家庭。她发现，这两类家庭的教育方式有着显著不同：白领家庭是一种“协作培养”模式，家长参与其中，让孩子从小养成严格规律的生活，在各个细节层面引导培养他们的能力，家庭生活完全围绕孩子的生活展开。而在蓝领家庭里，经济上的困窘使家长们把主要的生活精力都放在挣钱养家糊口上，无暇顾及怎样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观点和思想，也不认为孩子和成年人是对等的，相反，他们倾向于明确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说服他们去做事情，这是一种所谓“成就自然成长”的模式。如果说蓝领家庭倾向于“把孩子当孩子”，认为他们与成年人之间是界限分明的，直到他们长大之后才能和成年人平起平坐；那么中产家庭则是“不把孩子当孩子”，将他们看作是需要加以特殊对待的一个群体，但尊重他们像“小大人”一样的权利，鼓励他们作为独特个体的重要性，这样他们从小就具有说理和协商的技能，可以果断自信地在社会上扮演成功者的角色。在她看来，这种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就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最终实现了不平等的再生产：白领的孩子将更适合成为白领，蓝领的孩子也从小为接替父母做好了准备。
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两种有鲜明反差的家庭教育模式同时在社会上并存，令人不安地造成了阶层的代际继承——通俗地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仅如此，这还通过教育把不平等的再生产给合理化、合法化了。在彼此都用同样的方式育儿的年代，这原本不是个问题。传统上中国父母几乎全都是“成就自然成长”模式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真是非常轻松。他们基本上只管孩子穿衣吃饭，也不用每天接送，我四五岁就自己走路去幼儿园。至于学业，虽然我父母都是老三届初中生，已经算得重视教育了，但除了学龄前教我认字算术，他们几乎从未辅导过我功课，高中后我妈更明确说：“你的书我和你爸都已经看不懂了，以后都靠你自觉了”。这不是个别现象，那时我一些同学的家长甚至连孩子是否期中考试都不知道，对学业的关注也就可想而知了。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是：我们当时的课余时间都是自己自由支配的，家长也并不知道安排孩子做什么——当时也没现在这样名目繁多的课程或活动，我没参加过一天补习班或任何这类兴趣课程，最多是同学间自发组织的互助式兴趣小组。那时的家长自然也望子成龙，但他们好像仅限于抱有这种期望，并没有明确周密的规划每天去做什么来让孩子成龙。有时和朋友聊起，都有人开玩笑说：“真想穿越回那个年代去做父母。”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如今时代早已不同，当年的做法也不见得适用于现在——恐怕绝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样的“放养”绝对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看看如今公共讨论中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所弥漫的焦虑情绪，不难想见，如今城市中产阶层的年轻父母，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甚至不论他们喜欢与否，因为学校老师也会要求家长必须花精力去指导孩子的学习，注意按规划好的方案系统性地共同深入参与其中，以至于出现“爸妈重新和孩子学奥数”的情景。我周围不少朋友因为工作繁忙，被老师认为不够积极配合而受到申斥。